2021年全国两会精神解读 今年全国两会十大热点

社会各界特别关心今年两会是否要确定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要求?从目前来看,淡化经济增长目标的呼声此起彼伏,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日前表示,从今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2021年1月13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发表《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指出,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应包括优化货币政策目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首先要保持币值稳定,同时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将就业纳入考量。

021年全国两会精神解读

从理论上讲,央行货币政策关注的目标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单目标制,二是多目标制。相对于发达国家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我国采取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传统的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和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
然而多目标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用的工具过多。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表明,一个机构想要实现几个目标,就要有几个相对独立的政策工具。但这些不同的工具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例如要刺激经济增长,就应促进信贷和货币发行的扩张,结果会带来物价上涨;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就要采取信用收缩的措施,这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优化货币政策目标就成为央行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般而言,物价稳定是全球央行公认的最重要目标。从经验上来看,由于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这三个指标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且两两之间有较为稳定的系数相对应,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目标,其实也就兼顾了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时期(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长期性停滞时期(经济增速复苏但物价持续低迷),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稳定关系不复存在,这就意味着央行需要同时关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处于人口红利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的主要目标是在币值稳定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未来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占比继续上升的过程,这意味着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也不稳定,经典的奥肯定律在中国可能失效。因此,央行的政策目标也必须有所调整,在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中,马骏等人认为,在中国当前状态下,继续设立GDP增长率存在很多问题,譬如加大金融风险等,因此建议将充分就业列入央行的宏观目标当中,与控制通货膨胀共同构成央行未来重要的宏观目标。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尽管以经济增长作为考核指标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制度性问题,跟经济增长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际并不矛盾。经济增长的质量可以提升竟争力,但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普惠大众的效应,如果过份强调经济增长质量而忽视经济增长,就会导致部分群体无法参与经济活动而陷于贫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仍必须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如果忽视经济增长,这些潜在问题将陆续爆发,从而给我国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宜忽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在中国当前的状态下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依旧存在经济增长的空间,这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异。发达国家并非不想把GDP增长作为目标,但这些国家已经处于或接近“经济增长前沿”,经济增速已经很低、波动也相对不敏感,因而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参考意义变得有限。但对中国而言,无论是人均GDP水平,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将是“追赶型国家”,在追赶过程中,经济增长依然是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管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仍然基本有效。
第二,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在理论上并不矛盾。虽然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严格符合经典的奥肯定律,但大方向并没有发生偏差,即经济如果实现增长,则失业率下降,如果经济下降,则失业率上升。有学者认为,伴随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结构性失业将成为一个重要现象。的确,结构性失业与当前经济增长模式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结构性失业问题与教育有关,可通过教育改革解决。

第三,忽视经济增长有可能使得我国经济陷入“明斯基”时点。当前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使得全社会债务偿付压力较大,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央行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准的宽松态势,2020年全社会累计社融和信贷分别累计新增34.86万亿和19.64万亿元,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全力稳定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运行的同时,也带来宏观杠杆率的进一步提高。2020年我国新增社融中40%用于偿还利息,预计2021年新增社融中用于偿付利息的占比将达到50%,如果忽视经济增长,债务风险将快速上升,进而引发违约潮,使得中国金融体系陷入“明斯基”时点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第四,相对于经济增长指标,中国当前就业指标也存在缺陷。在实际工作当中,判断就业形势不仅需要失业率等就业数量指标,还需要平均工时、薪资增速、兼业比例等就业质量指标。
第五,经济增长指标在我国宏观调控和国家治理中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变量。可以说经济增长目标在我国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宏观调控本身,而且已经深刻内嵌到了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国家远景战略和五年规划制定、财政预算和货币金融管理、宏观债务管理与金融风险防范等诸多领域,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指标。宏观经济管理“失锚”对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运行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此,优化政策目标虽然是政府一项重要的任务,但优化目标必须审势度势,在更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政府不宜放弃GDP增速目标。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奔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新起点。今年的经济工作,将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即将开幕的全国两会将立足于落实这些要求展开广泛的讨论。

“十四五”直接融资比重
要“升”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释放新的经济信号,相信“十四五”擘画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一定能如期实现。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我国“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的重点任务之一。要完成好这个任务,就需要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翰向记者表示:“加快注册制改革,让企业上市更加规范,并加强VC和PE的建设,通过政策引导这些产业更好地发展,从而实现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直接融资比重提升过程中的关键是让资金落到实处。”
他认为:“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跟上,在当下应该考虑如何能够形成实体经济企业的价格和信用评估机制。在价格评估机制上,明确如何对轻资产企业进行估值。在信用评估机制上,构建一个体系让中小企业有自己的信用标准。”
中国本土企业软权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锡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直接融资将降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贡献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60%以上,但是民营企业依旧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直接融资将带来多条融资通路。直接融资的发展,也将激活技术研发的动力。民营企业的创新不仅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是技术积累的重要基因。”
注册制改革
要稳步在全市场“推”
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注册制相继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并且稳步推进,探索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提高。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一段时间,监管部门多次就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表态。
上海小郁资产总经理左剑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面推行注册制一方面让更多优质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另一方面投资者可以通过现有渠道有更多投资标的进行选择,在制度上保障及促进资本市场发挥市场根本功能。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教授韩乾对记者表示,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市场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将深刻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微结构,改变市场参与主体的权责分配和行为,促进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形成投融资良性循环的良好生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投资者保护工作
要“实”
中国结算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份新增投资者209.43万,同比增长161.57%。由此,1月末投资者数量达到了17986.92万。
数量众多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发展之本。开展投资者教育,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升投资者信心,是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运行的基础,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在推进投资者保护方面,监管层多措并举,从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惩戒、信披制度等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完善了投资者保护体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监管层从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全局出发,全面梳理分析上市公司退市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当前退市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改革措施,在全市场开展退市制度改革。因此,在退市常态化将成趋势的背景下,投资者保护工作如何做到位,也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从监管层的表态来看,这一问题早已经引起重视,比如,要提高我国退市机制的适应性,要通过重组一批、重整一批、退市一批,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推动投保机构代表人诉讼制度尽快通过典型个案落地,实现市场出清与保护投资者的双重目标。
“退市常态化下,投资者保护工作更为重要。”韩乾表示,监管部门应狠抓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公开、准确、及时、充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不断完善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同时加强投资者教育,积极引导投资者通过专业金融机构间接参与市场投资。
他同时表示,对投资者自身而言,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树立理性投资的正确观念。
“双循环”
要靠创新“带”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业要在全球展示自主品牌的影响力。她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的研发中心。在拉内需、促循环上我国有一些政策上的调控,以产品技术升级“带”动“双循环”更好地“转”起来。在好的环境下,企业应该抓住机遇,真正掌握核心科技,与地区建设相结合。
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正深刻理解双循环的内涵和意义,积极参与进来,借势发展。无论是不是外向型企业,都立足于国内巨大市场和战略纵深,提升产品服务的品质。同时,企业正在加速转变动力,让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变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注重借力资本市场来进行资源整合,优化业务布局,推动数字化转型。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对记者表示:“资本市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存量资本规模巨大,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速的同时,从宏观角度讲我们要实现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产业层面来讲,我们面临着进行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历史性任务。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去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用市场的力量把创新活力激发出来,把产业运行效率提起来,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驱动上。”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是大趋势,新基建是构建双循环的核心。‘十四五’期间,产业的发展迎来新机遇。当前,国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而新基建的到来更加速了这一进程。此外,新基建还将持续深化场景互联网的建设,场景互联网和智能供应链将会是零售企业的投资风口。我们希望能够在新基建的加持下,加快推进仓储物流供应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并与运营商等合作方推进5G在零售领域的战略应用和创新发展。”

解决“卡脖子”问题
要“攻”
一场关键技术的“卡脖子”攻坚战已经打响。2020年12月16日至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省级地方两会上,各方群策群力。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培育科技创新产业成为各地发展重点。中国在“卡脖子”问题的解决进程上不断提速。
“卡脖子”无疑将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关键词。在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上,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出现在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中。
董明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格力在空调领域自主创新,已经掌握核心科技,但我们同时看到,在很多关键的、高新的核心技术材料等方面的研究我们还没有完成,需要重点加大投资。我们依然有漫长的路要走,需要冷静地去做更多的投入、去研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长虹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应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力度,进一步打通‘产学研’,突破‘卡脖子’。长虹在5G、工业互联网领域加快布局,转化成产业,以产业发展推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在相关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周锡冰认为:“在‘专利技术’向产品的转化中,有资本的助力就如虎添翼。资本力量为企业提供雄厚资金来源,打造区域产业集群,提升高科技企业以及基础研究型企业的集聚效应,真正地打破他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垄断,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时,‘卡脖子’问题关乎国家的创新战略,需要高尖端的技术,以及配套的法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卡脖子’问题需要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进行专业化的技术研发,既可以解决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又降低了相关的研发费用。”
实现“30·60目标”
要“啃”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是对国内的动员令(即“30·60目标”)。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政府、社会、资本市场、企业等多方面共同协作,做好“啃硬骨头”的准备。
“比如通过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和发展绿色金融产品,推进碳达峰的顺利进行。同时,通过碳排放交易进行更合理的资源配置,需要企业进行投资,以达到碳中和目标,这方面需要从上到下多方面共同推动。在碳捕捉和碳存储方面,虽然有些企业有相关业务,但是由于目前尚没有合适的交易市场,所以这方面的发展还不充分,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郑磊说。
据记者了解,从整体来看,针对实现“30·60目标”,我国早已开始在金融市场层面进行了多方面部署。比如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等。
另一方面,作为实现“30·60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高能耗产业企业的做法与态度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记者了解,在A股市场当中,已有不少上市公司在为此积极进行着筹备工作。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机械院创新中心主任宋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力体系在响应实现“30·60目标”时应关注三个重点领域。“第一,在发电结构上,提高光伏、风能等零碳电能所占比重;第二,通过应用数字信息智能等新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第三,提高总体电网和分布式电网的信息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体认为,应继续加大环保普法宣传力度,让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要推动形成“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主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公众积极参与、司法有效保障”的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格局,不断提升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水平。

企业债务风险
能“控”
申万宏源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会维持稳健水平,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搞大水漫灌。
因为今年货币政策强化精准滴灌,直达实体经济,桂浩明认为,一些出口型企业会受到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影响,需要谨慎应对这类企业的债务风险。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显示,近3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累计处置不良贷款5.8万亿元,超过之前8年处置额的总和。桂浩明表示,目前企业债务情况稳定,可以重点关注企业信贷规模变化,因为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未来社会融资还会与信贷做更深度地协调配合,企业信贷融资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中国金融智库首席金融学家宏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避免出现资产泡沫和金融市场过高杠杆等情况,所以那些依赖大规模投资建设的项目型企业会受到制约,通过大型建设拉动经济发展的粗放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创新推动。
由于货币政策稳健,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记者表示,今年资本市场上的资金流入会出现一定变化,因为企业上市融资需求旺盛,流动性注入有望通过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传导,IPO和股票债券直接融资会成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
“房住不炒”把关
要“严”
今年地方两会声音中,多地重申“坚持房住不炒、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精简表述下,多地频繁祭出“堵漏”政策,在打击投机、炒房的同时,也有利于稳定预期。
实际上,自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住不炒”以来,各地调控政策的目标几乎都未变过,体现出了一致性和连贯性,也传递出监管层贯彻“房住不炒”的决心。此前,个别地方曾试探过“房住不炒”的底线,但很快就被叫停。近几年来,各地政府从调控端、金融端以及土地端出击,灵活祭出政策组合拳,传递了明确的政策信号。
“‘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方向预计未来5年都不会改变。”中指研究院研究总监曹晶晶向记者表示,过去调控的短期目标聚焦让市场回归理性,接下来将会不断在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上下功夫,近期热议的土地出让“两集中”政策就是“稳地价”的有效手段。
“这是土地供给端长效机制的重点内容。目前,金融端已经建立了‘三道红线’‘五类分档’的制度,调控端建立了一城一策,土地端也要建立。”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向记者表示,土地和金融端的机制建立了,源头上的长效机制就建立了,这对于未来管控房价的意义重大。
此外,规范发展长租房、增加租赁住房土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也是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着笔较多的内容,海南等地还明确提出“出台租购同权办法”。
正如此前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向记者所表示的,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要注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可以说,过去几年,楼市调控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接下来需要在这个成果之上,多措并举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构建。既不能让投机的炒房者扰乱市场,也要让有真实购房需求的人“有其屋”。

新基建投资
要“准”
“我国对于新基建的部署应该紧紧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在夯实包括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以及产业技术基础等三道红线‘工业四基’的基础上,促进工业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和升级。”宋嘉对记者表示。
郑磊表示,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应主要围绕新能源充电桩、高速轨道交通和5G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类项目。比如区块链,数据中心,由于数字经济转型十分迫切,在增长压力之下,需要增加新基建投资强度,以便创新科技企业的产出能够尽快填补传统产业减速形成的缺口。
宋嘉认为,新基建在创新驱动发展及行业共性技术难题的攻关上,应坚持市场需求牵引、需求导向、目标导向,进一步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以企业为主体,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激发和释放企业创新力。
“目前区块链、云服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都进入了产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有些方面的基础设施发展得还不够充分,目前多个地区将区块链和数据中心作为主要基建领域,也体现了这种客观要求。”郑磊认为,5G应该加大和加快建设,有些文化娱乐消费领域的产品,比如VR、AR、XR技术需要5G支持,这些领域的应用可以扩大消费,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精神消费的需求。
国企国资改革
要纵深推“进”
为抓紧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国务院国资委近期表示,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三年改革任务的70%以上。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资产布局等重点任务外,今年地方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有望加速。
由于国家鼓励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上市,吴刚梁预计,今年将会有不少已经完成混改任务的“双百企业”在A股上市。他说:“今年国有资本投资的重点行业包括国防军工、能源资源、粮食供应、骨干网络、新型基础设施等。此外,一些国有企业在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突破,具有很强的‘外溢性’,有望与科技型民企展开深度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打造国有资本运作平台或混合所有制上市企业,可以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质量和韧性,国有资本运作平台一般规模大,特别适合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保险等大型机构投资者投资,即使面临风险冲击,这些大型的国资平台往往也会成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器,减少市场波动,确保投资者利益。
周锡冰对记者说:“通过上市公司平台实施国企改革,可以盘活中国企业优质资产,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和潜在价值。通过国企、民企的强强联合,也有利于国有资产的长远投资,传达价值投资理念。经过混改的梳理,还可以减少资源的内耗,解决当前重复投资、产业重叠等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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