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学习的陷阱：从个人到企业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与信息过载的时代。知识和信息不断地产生和刷新，如潮水般涌入我们的世界，冲击着我们的认知。

这也是一个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变得更为普遍的时代。

以往的时代，由于我们的社交网络本质上不够开放，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的范围，加之信息传播的速度远低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以社会比较是在较为有限的范围内发生。

而在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互联网在连接我们的社交网络同时，也把社交网络中各个节点的状态信息以更快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会去亦或不得不去进行比较。

个人碎片化学习陷阱

如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碎片化学习趋势。大量的在线阅读订阅服务已经出现，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碎片化的时间，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语音或视频的方式收听（或收看）由专家进行压缩的（或者说精炼的）内容分享，来迅速地学习知识。

这似乎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一方面可以充分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充电”式学习，另外也可以缓解目前由于无处不在的社会比较所带来的知识焦虑感——“人们都在学习，我不学习的话是不是会被时代所淘汰？”

然而，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是否也存在着负面的问题呢？

正如一些针对计算机、手机、google搜索引擎、数码相机等技术对我们大脑和记忆力的影响进行的相关研究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这些技术作为我们大脑的外部延展（as an extension of brain），这可能会对我们的认知能力产生长期的影响。

其中比较重要的影响机制包括：注意力分散机制(distraction of attention，也就是丧失对细节更清晰和更完整的记忆)，以及认知减负机制(cognitive offloading，也就是将记忆交由外部装置来承载)。

我们可以从Julie Beck的“Why We Forget Most of the Books We Read”找到一段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种速成式的阅读（或者说学习）：“But for many, the experience of consuming culture is like filling up a bathtub, soaking in it, and then watching the water run down the drain. It might leave a film in the tub, but the rest is gone.”

从某种意义上，那些进行阅读或知识分享的专家，他们就如同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计算机、手机、搜索引擎、数码相机这些技术，成为我们大脑的外部延展。由于相似的原因，长期而言这种速成式的学习方式将会对我们的认知能力带来影响。

这是因为，除了上述的认知减负机制和注意力缺失机制，还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到我们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

1认知能力的提升

与碎片化学习相比，我们自己进行阅读，尽管可能在速度上较慢，但它具有难以被替代的优势，也就是来自于深度思考的优势。

我们自行阅读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我们每阅读一些内容，就会与我们已经阅读过的以及我们此前所阅读过的其他来源的信息进行比较和印证，同时也会去猜测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后继内容。

在此过程中，我们一方面通过这些信息的不断调取而加深了记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断地将大量知识或信息点进行结构化重构和重连的过程。

这两个方面无疑都将更有效地加强我们的长期记忆，并且用知识的关联替代了那些零散的知识碎片。从更长期的角度，这还会有助于我们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2理解和吸收效率上的问题

那些被专家或他人精简过的知识，本质上是以他们自身的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进行重组之后的知识，这既可能会过滤或扭曲一部分原有的有价值知识（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会加入一些有价值的知识），也可能会由于他们认知方式与我们自身的认知方式不完全兼容而造成我们在理解和吸收效率上的问题。

企业碎片化学习陷阱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个体的碎片化学习转向组织的碎片化学习，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相似的图景。

由于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与较为激烈的竞争环境，许多企业都有非常强的外部学习动机。企业家们常常会参加各种学习和交流，希望学习其他企业尤其是那些领先企业优秀的管理实践做法（或者说最佳实践）。这应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那些能够不断地进行学习的企业，成长通常会更为迅速。

但是也有不少企业，存在着碎片化学习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强调实操性

企业很希望学习和掌握领先企业的最佳实践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所以在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常常强调“实操性”，也就是这些最佳实践具体的操作步骤和实施细节。可惜的是，我们需要知道，很多时候，这些最佳实践背后的“为什么”（why），与“如何做”（how）相比，在重要性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如何做”，在领先企业的具体做法形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这家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环境的一些具体特征。如果简单地模仿，实际上反而有可能很难发挥出这些做法的最优效果。

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实践做法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最佳实践的实质，进而可以更好地依据自己企业的具体情况以及环境的具体特征来进行调整和修改，从而更好地达到落地的效果。

正如我们在华为公司从IBM引入IPD体系时所看到的，华为从IBM这里所获得最大的收获是理解了IPD的精神实质以及背后的管理逻辑，而在早期阶段具体的体系细节和实施做法是在IBM的咨询顾问与华为共同填充和迭代出来的，并不是直接从IBM公司的做法简单复制过来的。

2拼接最佳实践做法

一些企业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即试图不停地选择来自于不同公司的最佳实践做法上进行学习，然后再将这样的做法进行拼接，试图由此产生出企业自身有效的管理实践体系。

这种碎片化，要么体现在将来自于不同学习对象的碎片化业务流程和制度设计放在了一起，要么是在一个业务流程或部门管理体系上将许多来自于外部的做法碎片放在了一起。

而正如系统论所告诉我们的，姑且不论这些碎片化的实践本身是否存在着问题，即使这些碎片化实践是好的做法，但是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并不一定是好的，而且往往是不好的——因为子系统层面的最优无法保证在整体系统层面的最优，尤其是在这些不同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时候。

作者：郭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